我国北方干旱少雨缺水，要南水北调。目前以城市和工业用水为目标的南水北调开发，必须突破用水成本高和环境生态用水量大的难点，战略途径是北调江淮汛期水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行河长制的山东，利用调控治黄结合南水北调，具有科学治水的重大战略意义。另一个战略途径，就是在泰山和半岛山区发展梯级抽水蓄能，以充分利用山区花岗岩出露的自然资源优势，中小水库众多的特点，以利用东部沿海和黄淮海平原的电网低谷电调水，也为加快发展的智能电网进行调峰。北调100亿m³江淮汛期水成为难得机遇。 实行调控治黄，是基于对黄河地上河的物质、能量、信息三流特性认识，生态化与环境生态信息化认知，也是三流问题。习近平同志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已经将生态化资本增殖，纳入经济增长范畴，通过信息化规划，完全能够将工业化资本增益与生态化资本增益给统计出来。 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其《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模型为： Q=A·F(K，L，R)。自称四驾马车，相比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只增加了一个投入要素自然资源。增长与投入要素的因果逻辑，则没有改变。并将非投入要素的增长，统统归结为经济外部性，还有经济外部性的正与负之分。与其主张的宏观经济学概率逻辑和适用数量经济学方法相抵触。 可持续发展模型尊重了该宏观经济学经济模型，其经济活动是集合事件的概括，所不同的是，要用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三流与空间区位经济贡献进行经济增益统计，从而可替代和突破经济总量与投入要素的因果逻辑羁绊。表达式为： Y资源溢出=S水率·A科技 F(N能源+J交通+H环境+X信息化)。 由此城市经济模型可以看到，生态经济城市的经济发展将是双引双驱动：将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与科技进步并列，具有同样地经济引领地位；经济增长动力则是工业化资本增殖和生态化资本增殖双驱动。 从而也突破了进行泰山—黄河空间生态文明信息化规划的科学难题，并没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存在论。